三月下旬,上海的天還是的。那種鉛灰的、沉甸甸的,在法租界的屋頂上,在梧桐樹禿禿的枝椏上,也在大通船運公司那棟灰白大樓的玻璃窗上。
那天早上,陳醒照例提前一刻鐘到辦公室。下圍巾,掛在椅背上,把布包放進屜,然後坐下來,翻開昨天沒做完的那本賬。數字在筆下流淌,一行
下載 App 看廣告免費解鎖,或購買本章繼續閱讀